第114章 海关

真实历史上，明朝开放漳州月港后，在月港设立了督饷馆，作为管理海上贸易税收与监管的专门机构。在明朝隆庆元年（1567 年）解除海禁、开设月港洋市之前，由于厉行海禁，民间商贩常于 “僻处海隅” 的福建漳州月港进行走私贸易 。海禁解除，月港海外走私贸易合法化，成为朝廷指定的国内商人开展贸易的合法通商口岸。为加强对月港洋商的控制，明政府先在临近月港的海沧设立安边馆，后在月港设立靖海馆（后更名为 “海防馆”） 。到隆庆六年（1572 年），为便于监督和收税，将月港海防馆移至港口，改名为督饷馆。

据《东西洋考》等文献记载，月港督饷馆主要征收引税（许可税）、水饷（船舶税）、陆饷（商品进口税）、加增饷（附加税）。其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便捷的饷税制度，改变了以前的抽分制，标志着我国海外贸易税的征收由实物抽分制转向货币饷税制，己初具近代关税征收的雏形，创新了海外贸易管理制度，也给明政府带来大量的关税收入，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以来每年保持在三万两左右。为明政府带来大量关税收入，月港也因此有 “天子南库” 的美誉 。

另外，在明朝更早时期，北宋元祐二年（1087 年）朝廷设立的福建市舶司，虽主要管理泉州诸港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务，且在明朝成化八年（1472 年）迁往福州，但在其存续期间，职能涵盖中外商船的出入境签证、检查、征税等，同时兼有海关、外贸局、港务局等部门的职能 ，对包括海上贸易税收与监管等事务有着重要影响。在泉州市舶司存在的近 400 年间，泉州港兴于唐、盛于宋元，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市舶司对港口贸易的有序开展起到关键作用，其管理经验或许也为后来月港督饷馆的设立及运作提供了一定借鉴 。

不过，真实历史上，1633 年，月港督饷馆撤销。月港督饷馆被撤销，这背后有着复杂且深刻的历史缘由。明朝末期，内忧外患交织，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以及外族入侵等问题接踵而至，致使王朝统治摇摇欲坠。崇祯帝在位时，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本能地选择进一步收紧国门，试图以此抵御外部冲击，维持统治秩序，而关闭 “洋市”、撤销月港督饷馆便是这一决策下的首接举措。

从政治层面来看，明朝后期官场腐败丛生，官员贪污受贿之风盛行，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东林党争将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倾轧与腐败暴露无遗，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民众对朝廷的信任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地方尤其是沿海对外贸易区域的管控能力下降，月港督饷馆的正常运转面临诸多阻碍。与此同时，宦官专权与权臣把持朝政的现象愈演愈烈。像魏忠贤等宦官掌握着实权，肆意干预国家决策，使得政局愈发混乱；东林党则通过贪墨、结党等手段巩固自身权力，排斥异己，进一步扰乱了正常的政治秩序。在这样混乱的政治环境下，月港督饷馆的管理与运作难以保持稳定，其撤销也在情理之中。

月港虽凭借海外贸易为朝廷带来过可观的关税收入，在万历年间，其商税年均收入能保持在三万两左右，有着 “天子南库” 的美誉，但随着明末整体经济形势的恶化，月港的贸易也受到诸多冲击。加之地方官员腐败，对月港商民肆意盘剥，如明神宗亲信太监高寀在月港督饷期间，大肆搜刮财物，致使月港商业遭受重创，商人纷纷破产，月港的贸易活力与经济贡献大不如前，督饷馆存在的经济价值也随之降低。

此外，当时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小冰河时期的到来，使得气温大幅下降，粮食严重减产，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极大地冲击了明朝的统治根基。在这种内忧不断的情况下，明朝政府无暇顾及海外贸易管理，月港督饷馆的撤销也就顺理成章。与此同时，满洲人的崛起与后金、清军的不断入侵，使得明朝不得不将大量精力与军事力量投入到北方边防，沿海地区的管理被相对忽视，月港督饷馆也难以幸免。

朱振明开放几个港口后，自是不会忘记海关一事。月港督饷馆自是不会像真实历史那样被撤销，朱振明打算对其进行改造，改为大明漳州月港海关，几个新开放的港口也全都要设立海关。职能涵盖中外商船的出入境签证、检查、征税等，同时兼有后世海关、外贸局、港务局等部门的职能 ，对包括海上贸易税收与监管等事务有着重要影响。

御书房内，鎏金兽首香炉白烟翻涌，将朱振明批阅奏章的身影笼在朦胧烟雾中。当他的指尖第三次划过《东西洋考》里 “督饷馆” 的记载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陛下！福建巡抚八百里加急！” 王承恩尖着嗓子通报，手中黄绫奏折还带着驿站奔波的风尘。

朱振明猛地将朱砂笔拍在龙纹砚台，溅起的墨点落在 “隆庆开海” 的批注上：“念！”

“月港商户联名上书，恳请整顿督饷馆...” 王承恩话音未落，朱振明己抓起案头的《大明会典》甩在金砖地上，震得铜鹤灯架嗡嗡作响。

“传旨！” 他踏着龙纹阶陛大步而下，玄色龙袍猎猎作响，“月港督饷馆即刻改制为‘大明漳州海关’！泉州、宁波、舟山、澳门、香港，凡开放口岸皆设海关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