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外交活动，其实是一场外交战争，从刀光剑影的战场上转移到唇枪舌战的外交场上。作战方式虽然变了，但目的都一样，为了胜利。
《孙子兵法》把外交战视作打击对手的第二选择，“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强国外交，以武力为后盾，威慑不服者，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小国外交，或联合同样弱小的国家组成联盟，抗击强国共同求存，或动用舆论获取国际舆论同情。
同等实力的国家，要通过外交争取更大的利益。
苏秦“合众弱以攻一强”联合六国抗秦，身挂六国相印。张仪则以“事一强以攻众弱”相抗衡，瓦解六国合纵。
不见硝烟的外交战场上，也是金句频出。
“外交是拳头带着手套的战争”——奥托·冯·俾斯麦（普鲁士铁血首相）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起都要彻底的报销”——陈毅（外交部长）
和血肉搏杀的战场不同，外交战场上每个细节都是双方谈判者意志和决心的比拼，即便有时看起来是对细枝末节的讲究。
在长达749天的朝鲜战争谈判中，谈判双方就进行过多轮较量。
谈判一开始，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谈判代表提前入场，趾高气昂地坐在了面朝南的位置上，朝南的位置按惯例是战胜者的座位，并在桌子上放置了一面联合国军的旗帜。
第二天，中朝谈判代表早早入场，提前坐在面朝南的座位上，把对面的凳子全部换成了低矮的小凳子，又在桌上立起一面巨大的朝鲜国旗。
按照当时约定由双方谈判代表轮流主持会议，联合国军主持会议时，只是喝茶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132分钟。中朝代表以静制静，不停抽烟，身姿挺拔岿然不动，相反联合国军代表喝水太多，不断有人起身跑出去上厕所。
第二天由中朝代表主持会议，联合国军代表刚刚坐下，中朝代表宣布开会后，马上宣布当天谈判结束，扔下目瞪口呆的对方谈判人员起身离开，开创最短谈判时间记录。
外交的实力必然来源于战场上的实力，“真理只在导弹射程之内”是至理名言。
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一个英国人曾经发出这样的叫嚣声：
“这是一个愿意付款而不愿意打仗的富庶帝国”。
这是什么？就是钱多、人傻、速来抢的强盗嘴脸。
因为国家积弱，即便作为一战战胜国的中国，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据理而争，也没有换回国家利益不被瓜分的结果。
因为国家积弱，即便在二战时中国军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也没有摆脱战后被大国当做牺牲品的命运。
即便强如当今的中国，依然受到各路心怀不轨之徒的觊觎。
2020年正当上下合力抗击新冠疫情时，声称病毒源于中国的声音甚嚣尘上，要求中国向全世界赔偿的刺耳之声不断传来。
美国佛罗里达律师团队要求中国赔偿数十亿美元，用中国持有的美元国债抵消赔偿；
英国保守党议员要求中国赔偿3510亿英镑；
澳大利亚要求赔偿5088亿人民币；
印度要求中国赔偿20万亿美元；
埃及要求中国赔偿10万亿美元；
德国要求中国赔偿1490亿欧元；
我们投入巨资研制东风快递、航母、五代甚至六代战机、探访月球，要让我们在这波云诡谲的世界上拳头更硬，话语权更硬。
我们的这些钱不用于发展军备，不为了打胜仗，难道打算用于战争赔款吗？
战场上难以获取的，那就以武力为后盾，在谈判桌上压服对方，古今中外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一路势如破竹的拓跋焘，攻到彭城之下后面临两个选择：是攻城还是绕行南下？
在孙子兵法早就说过，攻城是万不得已的方法，因为耗时长，伤亡大。制造攻城的器械最少需要三个月，堆建土坡土墙又需三月，等都准备完开始攻城，进攻的士兵最少损失三分之一，如果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士卒城还没攻下来，对进攻方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了。
对拓跋焘而言，速胜是最优选项，一旦陷入持久战，人吃马喂的巨大消耗会让整个部队出于崩溃的危险边缘。作为一军统帅，拓跋焘必须慎之又慎。
外交施压也成了拓跋焘必须尝试的途径。
拓跋焘十分重视这次谈判，必须选出最强的外交人才参加。
出身马上民族的鲜卑各将，打仗出力有余，学问口才不足，这次的外交谈判只能在汉家世族中挑选学识渊博反应机敏的人担当主角。
外交战场不同厮杀战场，对人才的画像迥然不同。
首先学问必须渊博，经史子集、天文历法、地理风貌、礼乐典故必须精通，在外交场合上，如果对方说完一个事，已方人员不懂是什么意思，张口结舌地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在现场就丢大脸了，搞不好会影响军队士气。
学识是一方面，口才还必须好，能随机应变。你出一言，我能回一语，你说一个历史典故，我能回一个名人名言，句句相争，丝毫不落下风。
对个人形象也有要求，最好仪表堂堂，谈吐不凡，举手投足尽显泱泱大国的国士风度，让对手看看，自已身边也有能人。
这种内外双修的全能型人才很难找，做过招聘的人都深知其中的难度。
选来选去，拓跋焘还真找一个人，拓跋焘相信这个人一定不辱使命。
这个人叫李孝伯，河北赵县人，是制定攻取北凉战略的李顺的堂弟。
对这个人，拓跋焘一直十分赏识。在李顺的推荐下，拓跋焘对李孝伯做了面试，这第一次会面交谈，让拓跋焘印象深刻，十分惊讶于李孝伯的才华。他对李顺说：“这真是你们李家的千里马啊！”拓跋焘对李孝伯信任有加，留在身边参与军国机密大事，打仗时也带在身边出谋划策。
于是，李孝伯奉令成为拓跋焘一方的代表，刘宋守军一方出场的则是张畅。
一场精彩的城下外交战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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