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明末白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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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章 明末白银危机

 

明朝中后期的中国,堪称全球白银的 “海绵”。隆庆元年(1567 年)“隆庆开关” 后,月港(今福建漳州)成为唯一官方外贸口岸,西班牙、葡萄牙商人用美洲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据经济史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估算,1570-1640 年间,约 3.3 亿两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流入中国,占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种 “白银依赖症” 在万历年间达到顶峰:一条鞭法将赋税统一折银征收,农民需将粮食、布匹换成白银交税,官僚俸禄、军饷也以白银结算。张居正改革后,明朝年财政收入约 2000 万两白银,其中海外贸易贡献的白银占比超过 30%。但这种繁荣暗藏致命隐患 ——明朝本土银矿产量极低(年均不足 10 万两),经济命脉完全依赖海外白银输入。

崇祯初年(1620 年代),一场席卷全球的 “白银危机” 突然爆发,其导火索是多重国际变局。

一方面,美洲银矿枯竭与西班牙帝国衰落,导致西班牙输入中国的白银急剧减少。16 世纪末,墨西哥、秘鲁的银矿开采己过巅峰,波托西银矿(今玻利维亚)的白银年产量从 1590 年的 2.5 万吨暴跌至 1630 年的 1.2 万吨。西班牙帝国在欧洲陷入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军费消耗巨大,1628 年荷兰海军在马坦萨斯湾摧毁西班牙白银舰队,首接切断美洲白银运往欧洲的航线。西班牙对中国的贸易策略转变:1630 年后,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推行 “白银国产化”,鼓励种植甘蔗、烟草,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导致马尼拉 - 月港航线的白银流入量从年均 200 万两降至 50 万两以下。

另一方面,日本锁国与东亚白银通道关闭,导致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急剧减少。。16 世纪末,日本白银产量约占世界 20%,通过葡萄牙商人与中国贸易(如澳门 - 长崎航线)。1633 年,德川幕府颁布 “锁国令”,禁止日本船只出海,仅留长崎与荷兰、中国通商,白银出口量骤减。据《长崎贸易账》记载,1630 年前日本年均向中国输出白银约 150 万两,1640 年后降至不足 30 万两。郑芝龙等海商集团虽控制东南沿海走私,但日本白银走私渠道被幕府严厉打击,难以弥补官方贸易缺口。

再有就是,欧洲 “白银恐慌” 与贸易壁垒,进一步切断白银流入路径。1620 年代,欧洲因白银流入减少出现通货紧缩,英国、荷兰等国开始限制白银出口。1631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下令:“未经许可,严禁将白银运往中国”,导致欧洲商船携带的白银量减少 60%。西班牙、葡萄牙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实施 “白银管制”,要求中国商船必须用货物换取香料、胡椒,而非白银,进一步切断白银流入路径。

当海外白银流入从 “滔滔江河” 变为 “涓涓细流”,明朝内部的货币体系与财政结构开始连锁崩塌。

首接反应,就是通货紧缩与物价暴跌,农民遭遇双重绞杀。白银短缺导致市场流通货币量骤减,崇祯初年米价从万历年间的每石 1.5 两白银跌至 0.5 两,绸缎价格下跌 40%。但赋税定额未减,农民需卖出双倍粮食才能凑够税银,“谷贱伤农” 现象遍及全国。举例:北首隶农民每亩地需交税银 0.2 两,万历年间卖 1 石米(约 120 斤)即可完税,崇祯时需卖 2.5 石米,而小冰河期粮食产量下降 30%,农民陷入 “产粮越多,亏损越重” 的怪圈。

紧接着,财政赤字与军饷危机:辽东战事的钱从哪来?万历末年,明朝年财政盈余约 200 万两,崇祯元年(1628 年)即转为赤字 400 万两。原因是白银短缺导致赋税征收困难:1629 年,江南赋税实际征收率仅为定额的 60%,山东、河南等地因灾荒甚至不足 30%。辽东军费成为无底洞:崇祯初年,关宁军年需军饷 520 万两,但户部实际能拨付的不足 300 万两。1629 年 “己巳之变” 后,蓟镇、宣府等九边军镇缺饷达 8 个月,士兵哗变频发。如 1630 年,大同驻军因缺饷哗变,“焚劫府库,杀掠官民”。

接下来开始恶性循环,从官僚到百姓出现集体恐慌,大量囤积白银与窖藏货币。面对白银短缺,官僚、商人、地主纷纷窖藏白银。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崇祯末年,仅北京官僚窖藏的白银就超过 7000 万两,相当于明朝三年财政收入。民间亦出现 “藏银保命” 现象,江南富户 “以银为窖,深埋地下,数年不出”。这种囤积加剧了市场流通白银的枯竭,形成 “白银越少,越要囤积;越囤积,白银越少” 的恶性循环。

最后,铜钱贬值与金融混乱,进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死局。官方因白银短缺,试图用铜钱弥补货币缺口,但铸币权失控:崇祯年间,私铸铜钱(如 “鹅眼钱”“沙钱”)充斥市场,含铜量不足 30%,一枚官铸铜钱(当十钱)可兑换私铸钱 20 枚。百姓拒绝使用劣钱,交易退回以物易物,江南地区甚至出现 “布帛代银” 的现象,商业网络濒临崩溃。

白银危机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演变为社会崩溃的催化剂。

一方面,加税与民变,从 “辽饷” 到 “剿饷” 的恶性循环。为弥补财政缺口,崇祯三年(1630 年)加征 “辽饷” 165 万两,崇祯十年(1637 年)再加 “剿饷” 280 万两、“练饷” 730 万两。这些赋税均以白银征收,导致农民负担较万历年间增加 3 倍以上。陕西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提出 “均田免赋” 口号,本质是对白银赋税体系的反抗。1631 年,山西巡抚吴甡奏报:“百姓卖儿鬻女,仅换银三钱,犹不足完税”,这种绝境正是民变燎原的根源。

另一方面,边军哗变与后金崛起,大明军事体系的崩溃。辽东军饷拖欠导致士兵战斗力锐减:1631 年大凌河之战,明军因缺饷 “马无刍秣,人无日粮”,副将张洪谟率部投降后金。后金则通过与蒙古、朝鲜的贸易获取白银(如 1635 年征服察哈尔部,获白银 10 万两),军事实力反超明朝。1640 年松锦大战时,明军因后勤匮乏,“士兵食草,马剥树皮”,最终惨败,丧失关外全部精锐。

最后,商业萎缩与市民运动,江南经济窒息。白银短缺导致江南纺织业崩溃:苏州、杭州的织机数量从万历年间的 1.5 万台降至崇祯时的 3000 台,机工失业引发多次民变(如 1636 年苏州 “踹匠抗捐” 事件)。海外贸易断绝使沿海百姓失去生计,郑芝龙等海商集团虽垄断走私,但无法挽回整体经济颓势,东南沿海出现 “海盗 - 饥民 - 走私者” 的合流趋势。

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攻破北京,皇宫内帑仅存白银 20 万两,而据史载,官僚窖藏的白银超过 7000 万两。这种 “国穷而民(官僚)富” 的怪象,本质是白银危机下货币流通体系的彻底崩塌。当全世界的白银不再流向中国,当农民无法用粮食换到交税的白银,当士兵因缺饷倒戈,这个曾靠白银缔造繁荣的帝国,最终也因白银的枯竭而走向终结。

白银危机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明朝制度性缺陷的总爆发 —— 它暴露了一个农业帝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因货币主权丧失、财政体系僵化、社会调节失灵而导致的系统性崩溃。这一教训,至今仍值得深思。

熟知明末历史的朱振明,自是知道明末的白银危机,只是如何化解,却是让朱振明不由得头皮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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