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堂寺庙，则是拓跋焘必须要解决的另一个棘手问题。
宗教能给人以心灵的慰藉和安宁，接受现实，寄托于来世。在战火频仍的乱世之中，这对国家治理非常有利。
宗教的另一面却是和皇权抢夺社会资源，争夺人心。汉末张角黄巾之战，张鲁用五斗米教割据汉中，之后的白莲教，洪秀全的拜上帝教都打破了社会秩序，有时甚至本末倒置，宗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这是历代统治者不能容忍的。
在汉末混战到永嘉之乱再到五胡入主中原，战祸不断、生离死别，饱受颠沛颠沛流离之苦，备受肉体摧残煎熬的普通百姓，靠着对宗教的信仰有了些许心灵的安慰，那些皇族世家的大员也希望通过对宗教的推崇获得来生继续富贵的资格。
但自东汉明帝以来，进入中土的佛教，面临着各种水土不服的情况：
简单说是皇帝大还是佛大的问题，单就皇帝礼佛时要不要下跪叩拜一个事，就够所有人纠结几百年。
佛教传播时，是自成体系的独立传教？还是依附在皇权下按照皇权旨意进行传播？
佛教所提倡的修行避世和中国子嗣昌盛无后为大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来自于域外深奥晦涩的佛学理论如何能让中原大地上那些识字的和不识字的人理解和接受？
佛学如何和魏晋时期文人推崇的玄学相互交融？
这些林林种种的问题，都是佛教要在这片土地延续下来必须解决的。
必须解决好外来宗教和本土文化冲突的问题，才能让佛教这个外来者在中华这片土地上扎根发芽，不断影响和改变国人的习俗和文化。
好在佛教在中华大地传播，无论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北方统治者，还是南方的汉族皇帝，对这种外来的宗教并没有太多排斥，佛教的传播并没有来自官方的阻力，甚至很多皇帝对佛教还异常推崇。
后秦皇帝姚兴，占据河西走廊的前后五凉的皇帝、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都是佛教的推崇者。
姚兴曾亲自迎接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到当时后秦的首都长安，兴建寺院，组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事业。
偏居于南方的东晋和之后的宋齐梁陈，对佛教也倍加推崇。最痴迷的当属之后南梁的皇帝萧衍，每天素食戒色，讲解佛经，先后三次舍皇帝九五之尊遁入空门，大臣们每次都要用亿万金钱把萧衍赎回来。
佛教不断的本土化过程，自然离不开一批高僧的孜孜不倦。
当时最著名的僧人，非鸠摩罗什莫属，火爆程度不亚于当今任何一个流量明星。
鸠摩罗什出身世代官宦之家，妥妥官三代，爷爷是天竺国的宰相，父亲迁居到西域的龟兹国（新疆库车），母亲是龟兹国王的亲妹妹。
鸠摩罗什从小就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慧根，7岁随同母亲出家，9岁和母亲一起从新疆出发，途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到达尼泊尔。在尼泊尔拜高僧盘头达多为师学习佛学。3年后学有所成返回龟兹，12岁开坛讲法，名字在西域各国传扬，各国国王纷纷来听他的讲法，聘请他做自已国家的国师。
鸠摩罗什不仅佛学造诣很深，还广泛涉猎文学、工艺、语言、医药、历算等多学科，典型的复合型人才。
随着名声越来越大，鸠摩罗什的名气传到了千里之外的长安，前秦皇帝苻坚对鸠摩罗什十分仰慕。为了得到这个佛学奇才，苻坚下令大将吕光带兵穿过河西走廊，进攻龟兹国。
龟兹国在西域是个响当当的大国，而和前秦相比就不值一提，龟兹向吕光投降，鸠摩罗什成了战利品，在吕光大军的押解下踏上了东行之路。
鸠摩罗什的后半生由此和东方紧紧连接在一起。
他的母亲曾经预言般的对鸠摩罗什说：“你要去东方弘扬佛法，而历程注定艰辛。”
正如母亲当年所言，东行传播佛学这条路果然艰难万分，鸠摩罗什竟是以囚徒的身份开启了东方之旅。
吕光对佛教丝毫没有好感，他只是在忠实地履行一个将军的职责，把鸠摩罗什完整的带回长安复命，仅此而已。
一路上他对囚徒鸠摩罗什谈不上什么礼遇，虽然没有关押他，却对鸠摩罗什行动进行了严格限制。出门不能离军营太远，任何时候身边都有数十名士兵在旁边看管，哪怕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吕光刚从龟兹出发不久，就得到了苻坚已在淝水战败，中原战乱再乱的消息，他一路东归，平息河西走廊凉州、张掖多地的叛乱。走到姑臧（甘肃武威）时，符坚被后秦姚苌杀害的消息传来，吕光全军为符坚举哀，割据河西走廊建立后凉国。
这些政治纷争，对鸠摩罗什的地位没有任何改变，他依旧是个不被重视的人。吕光故意让他难堪，让他在众人面前骑在烈马上颠簸出尽了洋相。又把他灌醉，和美丽的龟兹公主关在屋里，酒醉情迷中鸠摩罗什破了色戒。
吕光用这一系列打击就是要为了在心理上摧垮鸠摩罗什。
而这一切鸠摩罗什都默默地承受了，行为上他已经触犯了佛教戒律，而心中的佛让他愈加笃定自已要走的路。
鸠摩罗什的坚持让吕光将军深为震撼，他并不是个残暴的人，他也是对故主苻坚深怀敬意的战场骁将。他和鸠摩罗什一样都是内心强大的人，区别只是信仰不同。
鸠摩罗什没想到，这样的生活持续了17年。
这17年，鸠摩罗什没有闲着，他向身边看管自已的士兵宣扬佛法，学习汉语，在姑臧城给僧俗民众传授佛学。在姑臧的听众中，有一个年轻的听众对深奥的佛学如痴如醉，在鸠摩罗什的影响下，他走上了弘扬佛学之路。十几年后，他用他的能力改变了佛教在中华大地的生存方式，他主持开凿了大同的云冈石窟，他叫昙曜，是佛学界的又一位大师。
在鸠摩罗什57岁时，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
此时吕光已经去世4年，北凉降于后秦，囚徒身份的鸠摩罗什迎来转机，他用剩余的12年生命终于把佛教带进中国。
后秦皇帝姚兴信奉佛教，把鸠摩罗什接到国都长安，大兴土木修了逍遥园让他在此讲经说法，每次说法时长安城数千人前往聆听。
鸠摩罗什重新翻译经书的建议得到了姚兴的首肯，长安译经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的佛经翻译场所。在这里，800多僧人配合鸠摩罗什开始了浩大的佛经翻译工作。
深厚的佛学造诣和对中国语言的了解，鸠摩罗什把生僻的佛教语言翻译成通俗的中国文字，这些文字到今天我们仍然在频繁使用，“烦恼”、“苦海”、“爱河”、“心田”、“未来”，还有那句著名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这些成就，足以让鸠摩罗什成为中国佛学翻译的第一大家。
一边是域外高僧的艰难探求，另一边是中土高僧不断走向域外。
为了求取佛学经典，东晋名僧法显，在65岁高龄时踏上了西游之路。
他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从敦煌西出阳关，穿过白龙堆大沙漠到鄯善，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和田，经帕米尔高原，翻越葱岭，走气候恶劣的中阿边境的瓦罕走廊到达阿富汗，从阿富汗向南到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翻越雪山进入恒河流域，从印度次大陆到斯里兰卡。
从斯里兰卡从海路踏上东归故国的行程，在海上行程遇到暴风，漂流到印尼的苏门答腊，从苏门答腊再次坐船向广州，不料途中又遇到风浪，随波逐流到了山东青州登陆，在青州太守的帮助下回到建康（南京），法显终于在出行13年后回到了中国，回来时的他已经是78岁的耄耋老人。
法显是达到印度的中国第一人。通过这次13年的行程，法显带回了大量的佛学经典，并把行程中的所见所闻都记录在《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中。后来随着沿途这些国家的湮灭，文化中断，这些资料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和佛教历史的历史凭据。
乱世中的贫民和贵族的认同、文化上的不断碰撞融合，统治阶层的支持，历代信徒的虔诚追循，几个因素相互叠加，让佛教迅速兴盛起来。
西晋时期全国寺庙不过180座，到了几十年后的东晋，仅东晋在长江以南辖地的寺庙数量就达到1700多座，数量翻了近10倍，僧侣人数也从西晋初的2万多人猛增到东晋末年近4万人。
南朝四百八十寺，只是个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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